POTS Week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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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行動者如何實踐移民正義？
- 「我覺得即興的人都是勇敢的」——專訪中國民謠樂手小河
- 記者手記：陳文茜太對不起年輕人
- POTS WORLD：破世界
- 衛報週評：保育野生動物須有新思維
- 「白色恐怖」課綱爭議的聯想
- 再論農業外勞 根本荒謬
- 音樂靠邊站：《I Am the Last of All the Field : A Channel》、《Cheatahs》、《So Long, See You Tomorrow》、《Sun Structures》
- 別教我怎麼唱歌
- 分水嶺
- 一篇非常個人的介紹
- 在我們身體裡無法被侵犯的藍—《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
- 上海爸爸與江蘇媽媽的孩子看披著古裝的時裝片《大稻埕》的台灣本省人的歷史
| Posted: 20 Feb 2014 07:25 AM PST 文、攝／蘇盈如
動物醫療是否應該透過醫藥分業，來解決目前動物用藥法令模糊、不全的問題？這個專業醫療中的有趣爭議，源於台灣臨床獸醫師協會一月底在雲林虎尾開記者會，從獸醫執業角度出發，反對動物實施醫藥分業。根據擔任獸醫22年、台灣臨床獸醫師協會理事長陳志峰指出，在前年（2012）新竹縣衛生局稽查針對藥廠賣點滴給動物醫院進行開罰後，部分藥廠不敢賣藥給動物醫院。在動物用藥無支持法源的前提下，直至目前修法已經拖了一年，「藥品有製造端跟使用端， 製造端沒有法律規範，50年前藥事法裡沒有把獸醫院放在裡面，不是藥商的銷售對象，最後大家都沒藥。」他指出動物癌症、腹膜透析、心臟藥等等，「都掌握在外商手裡拿不到，死了不少動物。」好吧，但另據聞是因獸醫混合施打人用與動物專用麻醉劑於同居人身上致死疑竇，不過它也如同動物使用人用藥品會產生抗藥性的質疑一樣，充滿臆測。 動物用藥政治經濟學：農委會 VS. 衛福部 陳指出：「台灣分兩條，卡在法律問題」。主要原因在於藥品、藥師統一由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管理，而動物用藥、獸醫主管機關則是行政院農委會。農委會旗下的「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與「獸醫師（佐）處方藥品販賣及使用管理辦法」規範了獸醫師處方藥品的使用方式。而無論經濟或非經濟動物，動物用藥品目前侷限在「專供治療、預防動物疾病的藥品」。動保行動者黃泰山質疑衛福部是否有足夠的法源與專業能力管獸醫與動物用藥，認為修法應在動保法。 衛福部以人為本位的藥物管理立場，實在有點獨斷與不切實際。問及當初做出裁罰藥廠的新竹縣衛生局，因承辦人員離職與局長休假，目前法律詮釋權在中央手上。主管機關為衛福部的藥事法第五十條規定：「須由醫師處方之藥品，非經醫師處方，不得調劑供應。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二 、醫院、診所及機關、團體、學校之醫療機構或檢驗及學術研究機構之購買。」獸醫院不屬於醫院，衛福部更公告旗下藥品全都是人用藥品，允許獸醫使用是例外而非常態。衛福部在去年（2013）九月發佈「藥事法係規範人用藥品之審核及管理，提供人類安全使用為目的，人用藥之核准係依據人體臨床數據及科學證據為基礎，動物與人之生理機制、作用機轉不同，先進國家基於保護動物立場，係在無動物用藥可用情況下，才例外准許獸醫師於審慎評估下使用人用藥品。」衛福部食藥署今年2月13日更加強公告：「人用藥品與動物用藥品應分流管理」。他們認為人用藥品供非經濟動物使用，屬管轄動物藥品的農委會權責，農委會應特例核發動物藥品許可證，「未來動物保護法修正草案通過後，非經濟動物使用人用藥品，將另訂有審核評估、販賣、流通、使用、管理及其應遵行事項之辦法，須經此評估審核機制審核通過後，方可將人用藥品使用於治療犬、貓或其他非經濟動物之疾病。」簡單來說，所有用藥從調劑權的爭論開始，均屬於「人用」藥，非經濟動物使用可以，前提是需要「依（人製訂的）法辦理」，還輪不到經濟動物使用。 而去年3月8日立委邱志偉等，提出修改藥事法第五十條，將「動物醫院」明定加入調劑供應藥品的行列中，未果。爾後在動保法修法的過渡時期，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去年6月5日修改公告116項「獸醫師專案申請人用藥品治療動物之暫行替代品項」，供獸醫師使用。陳志峰表示：「每次去跟農委會開了很多會議，到衛福部食藥署時被推翻。」這116項是，「一些很普通的藥，像感冒拉肚子。但還有800多項，卡在那邊快一年，過年前聽說又核定600多項，但還不確定。項目核定公告後，在兩方官方網站要一起公告。但目前只有農委會，衛福部沒有公告，而藥商又說衛福部沒公告不敢賣。」在立委蘇震清提案下，立院於今年初審查「動物保護法第11條及31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議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人用藥物類別，可在治療非經濟動物時藥物不足的前提下，由獸醫使用，若使用未經公告與用於經濟動物，則會罰款。此點推行遭部分立委反對，修法討論至今仍然停滯。 動物權觀點的醫療行為
從飼主口中，可以探得動物醫療部分過程。除了貓狗診所，烏龜、爬蟲類、鳥類與兔子的飼主，透過網友分享，找到能夠專門看寵物的少數獸醫院。養了4隻烏龜約三年的飼主A，表示她曾觀察烏龜疾病，包括食慾不振、流鼻水、或者沒有曬太陽殼軟軟的。鳥類與犬貓常見問題各有不同，相同的是診療費含藥費已從一千元左右起跳，而流浪動物救援的醫藥費更高。花費沒有一定標準、不受國家介入的健保給付，飼主只能仰賴網路評價，避免自己當冤大頭。事實上，藥師朋友帶家貓就診時，無法理解為何相同的藥，獸醫院藥價較貴。 針對動物醫藥分業爭議，飼主除提出醫藥成本，可能因為人類管理者介入而增加的疑慮，還有當獸醫師無法直接提供藥品時，是否會延遲寵物緊急就醫時比人類還短暫珍貴的黃金時間？黃泰山從動保立場出發，一方面質疑醫藥分業是人類趨勢，是否能運用在動物身上？並且沒有專業知識的藥劑師如何為動物生命權利把關？底線則是「不允許動物用藥斷藥或被壟斷。」 此次爭議聚焦在非經濟動物身上，經濟動物醫療部分同樣歸屬農委會防檢局，而人格化較低的牠們，主要治療仍以避免或阻絕疾病傳染的防疫需求，與牠的經濟價值為主。家中已執業二十餘年的酪農業者M，目前已經不再養乳牛，細問之下其中一個原因乃是進口飼料原物價上漲的原因，「光是牛吃的成本，幾年來便已經上漲兩倍」。他指出每一個登記在案的畜牧場均需要跟合格、少數熟悉牛隻的獸醫師簽約，「很少說狗貓獸醫師有辦法看牛，」他說。經詢問獸醫，經濟動物不似寵物，鮮少使用到純度高、效果好的藥來進行醫治。 動物用藥法源不足、乃至動物醫藥分業的爭議，即使在獸醫師內部也沒有受到廣泛的討論跟關注。黃泰山觀察到部分獸醫師公會仍認為分業，現實上不可能發生與操作。在動物專門用藥品項少的前提下，80%動物用藥都是人類用藥，以台灣來說，多是進口藥品。 與執業二十餘年的寵物獸醫L聊起這次爭議。他認為此事應該討論清楚，而不在訴諸多數決民意、導致辯論被簡單化。他提到藥學系主要專業範疇在藥物對人的作用，而非對動物的作用。指出動物與人使用藥品，「主要差異在劑量跟種類。有些人用的動物不可以用，會中毒或者沒有效果。例如毛地黃在人身上藥理作用跟貓狗不同，沒有強心作用。同樣藥物在不同物種，狗貓、牛羊豬雞劑量不同，傷害、禁忌也不同。這是在專科領域裡才會知道這些事情。」獸醫師固定會使用《動物藥典》，而藥師不具備不同物種的用藥知識，無法回答動物用藥後的反應，「目前沒有獸醫藥學系，只有獸醫學系。野生動物犬、貓、牛、羊，每個都有專職獸醫師做診斷跟治療，只有專職裡的人才知道藥物最好的使用方法，根本不存在醫藥分業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也找不到這樣的範例，規定獸醫不准用人的藥。這是一個假議題。」此外，他認為獸醫師的學習、執照裡面，本來就具備調劑權，「什麼時候變成沒有這個權利？」他表示，藥廠生產藥，使用者本就不分人獸，「是 XX製藥廠，而不是XX『人』藥廠。藥出來就是人用，所以要把關。但誰規定藥出來只能給人用？」例如以前威而鋼主在治療心血管疾病，但副作用可以解決人的性功能障礙，動物也在使用它治療血管擴張、肺高壓等問題。他提到衛福部的管制藥品，也在動物治療的過程裡面，「管制藥品有管到我們，要跟他們申請、登記，符合衛福部規範。目前只有管制藥品使用上需要經過核可，我們可以依法、合法使用管制藥品，為什麼比管制藥品更低階的一般藥品卻不能買也無法使用、需要藥劑師？」實際上，「如果到最後，醫院要請一個藥師才能進人藥廠的藥，那就這樣而已啊。就多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坐在那邊、有那個台才能拿到藥，都一樣。倒不會延遲治療，多聘雇人的成本轉嫁可能會發生。」
另一方面，依循美國制度的藥學專業，醫藥分業後藥劑師擁有能與醫師抗衡的調劑權。現今醫療專業分科，跟以整體個人為主的另類醫療相距甚遠。藥劑師朋友K，則認為藥師應該要能夠站在病患的立場，考慮他的用藥習慣與整體病史進行調劑，並且進行用藥指導跟諮詢。「藥師有比較多的時間解釋如何使用藥物及相關的安全禁忌，若病人認知多、選擇也會多元。教育則讓藥品不會被神秘化，」對藥劑師個人而言，這點似乎能夠比被組織賦予的減少藥物浪費與管理責任，還要具有醫療意義。K認為一個好的醫藥分業，需要醫生願意討論處方，加上民眾重視自己吃了什麼藥，同時有藥劑師把關。她表示：「如果醫藥分業做好，細節會水落石出。現在不是有藥吃等於富裕，或動不動去拿藥或打針來治病的時代，正確生活習慣跟用藥態度才會產生好的循環，現在觀念越來越好。」 當藥劑師對所屬職責有充份自信，獸醫與農委會作為主管機關所屬之相關法規，是否能夠同等回應目前仍無人監督、獸醫對動物本應擔負的醫療與施藥責任？如果可以，那麼調劑權的歸屬爭論，就是莫須有對立。藥師公會全聯會、非藥學而是法律背景的曾中龍秘書長，提供管理面介入的觀點：「現在好像藥師為了調劑權，阻擋動物使用人藥。實際上公會沒有說不給他們使用，只是提出幾點憂慮。包括動物使用人用藥是否會產生人畜共傳傳染病的抗藥性，其次人用藥品管理政策應該一致，需要統一跟藥師拿藥，以免藥品被不當運用。」他坦承針對動物用藥，「不是全部都懂得，所以也不是要去做動物藥物的指導，只是基於管理觀點出發提出疑慮。如何使用是獸醫師的事情，沒有要拿調劑權。」針對藥品管理，或許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但他提出的解決之道如下，「訂定一個落日條款，動物不能長期使用人藥，期間應該研發動物專門用藥，兩三年期限過了以後，就不能再使用人藥。而且，也必須由獸醫開處方跟藥師拿藥，管理上會比較完善。」相較於此，陳志峰則認為動物用藥應該全面開放，而非申請特定被劃定為人用藥物的使用許可，「只要獸醫師救治動物，用藥應該全面開放，但可有負面表列，規定哪些不要用。獸醫師要對動物負責。」 事實上，若動物用藥的主管機關農委會，能夠推翻、打破衛福部食藥署所管理的藥品，全是人用（專屬）藥品的迷思，便有機會超越屬於人類特殊文化的醫藥分業，第一次證明可以站在動物權而非經濟發展的角度，實質尊重牠們的生命。 |
| Posted: 20 Feb 2014 06:55 AM PST 編譯／曾芷筠
2011年阿拉巴馬州通過HB 56法案，被認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嚴厲、影響最廣泛的反移民法案，包括必須公佈曾在本州法庭上出庭的所有非法入境者名單，引發農業、教育危機，而近來該法案中最嚴苛的部分開始鬆綁。當媒體專注在修法過程，當地的社區與藝術組織已經悄悄轉化現實，使勝利成為可能。ACIJ（阿拉巴馬州移民正義連線，Alabama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Justice）正組織社區居民創意起興、創作藝術、以及非暴力直接抗爭。此文專訪連線成員團體Somos Tuscaloosa的領導人Gwendolyn Ferreti Manjarrez，談她如何以藝術行動實踐移民正義。 近來扭轉HB 56法案的成功多歸功於法律團體，社區組織在裡面扮演何種角色？ 社區和社區組織的目標規模相當龐大，法庭上的其中一個主要論點是，根本沒有種族犯罪的證據，因此社區組織居民聯合SPLC（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提供他們自己的故事、建立個案來對抗國家律法，很多社區都群起響應。現正進行的則是透過司法審判爭取勝利，但SPLC總是關注社區，社區也一直提供資料給他們。 據說HB 56法案通過以前，很少人關注移民權益，您是如何開始組織的？ 一開始是非常綜合的，從總體到細節都有，這裡的社會正義組織本質上是法律團體，例如Alabama Appleseed Center與SPLC。他們遊說其他團體、致力於打倒司法機器，律師團會與我們及其他有雙語能力、跨文化經驗的人聯繫，才有落地的視野和草根的支持。他們會問：我們要怎麼讓群眾現身、開始遊說？我回答：人們太害怕為自己爭取權益了，如果我們有巴士可用的話應該會有幫助。於是，我們開始搞來巴士，才去了議場。 藝術創作在組織群眾中扮演什麼角色？ 藝術在我接近社區組織的過程中成為核心，在Tuscaloosa，我們以旗幟創作作為認同形塑和教育的方式，大家會從自己工作的地方帶資源來，比如我會用卡車載來紙板，大人們寫字、孩子們畫畫，我們就地取材，用手、蝴蝶、花朵絹印，所以整個家族都可以參與。場地可以在家裡或是教堂，接著我們開車帶著標語海報四處宣傳。 當法案通過時，你們用了什麼組織策略？ 當時此地剛被颱風侵襲，許多人失去了房子，幾個月後法案通過，帶來了很多恐懼。許多人問：我該怎麼辦？要離開這個國家嗎？我們當時的主要說法是，我們同時遭遇天災和人禍，而人禍更為可怖。當時最困難的時沒有正確的訊息管道，電視廣播散佈不實言論，而阿拉巴馬州根本沒有西班牙語的電視台，很多人以為會有大規模驅逐出境，就我所知有些人拋棄所有、徹夜逃離。 我們一開始的策略是教育培力，透過原有的社會網絡，讓那些沒有身分證明的非法移民彼此學習。我們訓練不同團體法律知識和相關權益，他們又會在教會、聚會等場合上互相分享散播。我們的訓練方式會以群眾劇場、參與式劇場、角色扮演、互動遊戲等形式，來說明整個法案內容。我們也會用圖像表達，這麼一來消除了教育程度和語言差異，而能真正了解分享。這確實有用，以前來找我提供訊息的人，現在成為他人的資訊分享中心。 人們正在學習超越法律的公民內涵，當我們跟代表談判時，我們會說：我們不能投票，因為法律不允許，但你仍然代表我的權益，我住在你的領區內，這就是我要你做的。 你們如何對制定法案者施壓？ ACIJ有很多跨州、支援小鄉鎮的組織者，發起更多遍及全州的活動。我們會以一致的顏色或特定道具出場，因此藝術成為團體的識別符碼，人們都很以自己的作品為傲。也有營隊傳授各種非暴力直接抗爭的方式，包括藝術。我們許多人都有參與，而藝術成為組織策略的重要核心。現在當我們有行動，視覺內涵是不可或缺的，大家現在會開始問：誰要畫海報？圖片要用哪些？主題是什麼？ 例如之前我們在伯明罕一場聽證會外用自製道具和人偶演了齣諷刺劇，場內成員們緩緩站起、秀出藏在背後的標語，最後，有兩位社區成員被允許發言。 現在HB 56法案受挫，新的目標為何？ 戰鬥還沒有結束，人們所要求的、訴求方式、態度都有所改變。在法案通過前我們的說法是「別管我們！」現在則有勇氣說清楚「我們要的是這些」或者「我們不接受」。甚至，人們與當地機關交涉的方式也改變了。例如當學校老師對待孩子的態度不公，家長會予以反擊。他們自行成立團體，培力拉丁美洲籍的父母，戰鬥變得既在地又普同。 隨著時間，不同議題也加入，2011與2012年都是關於HB 56，而2013年我們開始進行綜合的改革，即使所提出的遠遠跟不上我們所需要的，但居家安全的改變也許是我們唯一能仰賴的方式，以保護我們遠離繼續被驅逐。 來源：http://www.utne.com/community/building-immigrant-justice.aspx?newsletter=1&utm_source=Sailthru&utm_medium=email&utm_term=UTR%20eNews&utm_campaign=2.12.14%20Utne%20eNews |
| Posted: 20 Feb 2014 06:00 AM PST 文／曾芷筠
「表演的時候全神貫注投入那個狀態才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所有演出的意義。」舞台上一把中國傳統式的電阮，夾著拾音器，腳下一台效果器，小河用手摩擦琴身，錄下，再弄出貝斯或鼓的聲音，錄下，一個loop重複播放、疊合多層，配上狂野的嘶吼（有時是佛經的念誦，嗡嗡的共振像迴向給全場觀眾），就這樣跑完一首將近十分鐘的歌曲，一個人就是整支樂隊。 他的音樂簡直像來自外星球，有著河流般的自由不拘（事實上，我第一次聽到他的音樂是在中國獨立電影導演楊瑾的《有人讚美聰慧，有人則不》中的電影配樂），彷彿是用藥後才能進入的迷幻世界，然樂音結束，小河親切又清醒的聲音問候著觀眾，其實非關迷幻，而更接近一種空無，「有時候會有一種感覺，你必須把自己放空，但不是冥想，我的音樂也不是在冥想狀態下做的。那種放空是你不去索求什麼，讓音樂自然找到方向，那是我在現場體會到的。你必須先把心裡裝的東西倒出來，才能裝新的東西進去。 如果有那麼一刻，在現場把瓶子裡的東西倒出來，聲音、音樂都是空的，自然跟隨它，一出來就是特別好的，而不會一直去想著要怎麼彈奏。」 出生於河北邯鄲，一個城市與農村的交界處「城鄉結合部」，小河在2002年發行了第一張個人現場錄音專輯《飛的快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2004年他所籌組的實驗搖滾樂團「美好藥店」也發行了專輯《美之瓜》，而當時的表演方式比較是現場演奏，用錄音循環播放則是從2007年左右開始，2009年發行的《身份的表演》則完全是在實驗即興的狀態下完成，沒有任何方向，歌名也是錄完之後再隨便取的。個人創作與樂隊同步進行了十幾年，小河形容自己是「一心兩用」，「做樂隊是理想，因為音樂還是要跟很多人合作，同時又想保持完全獨立的自由狀態，這就會有點矛盾，還好堅持了幾年。我從2003年開始就做現場即興表演，是個人的實驗。」去年，他開始彈電阮，因為基本功和吉他差不多，但吉他的音色只有低音和高音好，而阮的音色是低音和中音，沒什麼高音，顯得很結實，也更適合跟人聲在一起。 他認為，做實驗音樂必須具有準確、本真自覺的眼光，有著自己的觀察力，而不是跟隨別人，因為「每個人來這世上的原因不同，因此看待世界、遇到問題的時候都不一樣，所以我們才生得不一樣。」小時候，小河就是個對社會特別叛逆的小孩，小學時，不明白為什麼大家每天都要上學，因此某天上學時就在校門口裝瘋，一邊觀察別人怎麼看他。他的音樂裡透露了對瘋子的敏感、對生存本質和表面訊息上的不一致，例如〈尋人啟事〉透過大量的姓名堆疊，直指農村裡一群失蹤人口，不斷發問：他們去哪了？「我常常會在街上觀察人群，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既不是悲傷也不是好奇，而是有種共鳴，彷彿那個人就是我，感覺有點無助。」他說，農村裡的人口失蹤有許多理由，有被拐走的小孩、走失的癡呆老人、某天突然不知去向的正常人，這些問號化為一團團陌生的人名、資訊；話說回來，名字、出生日期真能代表一個人嗎？真實的生存狀態彷彿是個問號，如人死後的墓誌銘。而「身份的表演」如是，表象、執著、情緒皆易逝，或根本不存在，也因此這首歌以強烈的音樂與歌詞，在現場轟鳴撞擊出生存的荒謬，亦不試圖闡述或控訴。 兩年前，小河皈依開始信奉佛教，直說學佛對自己而言太重要了，因為這樣，現場表演多了佛經的念誦，也對即興創作的放空狀態有很大的幫助。「以前還沒學佛時可能會用菸酒或幹點什麼事情，現在就不用了。我以前也很不喜歡宗教，覺得信宗教的人都變得很奇怪，跟文革的影響有關。後來心境到了一個程度，變得不懼怕很多東西，覺得足夠堅強，不管什麼東西都不會改變我。但事實上，如果你真的在學習，肯定會有所改變，這個改變是向好的地方，讓你更好、內心更豁達自由。對藝術家而言，沒有束縛、沒有目的並非自由，自由是一種清明。」從叛逆、不想做跟別人一樣的音樂，逐漸演變成一種成熟的態度：生活是跟世界學習、接受的過程，並不是對抗，「說白了，你對抗這個世界其實就是對抗自己、跟自己過意不去，隨著時間長大，我慢慢地接受自己。這並不是變得中庸或不積極，而是接受之後內心裡平靜的改造，不是從表面上、形式上的硬改造。」 也因此，音樂的靈感來源不是從任何地方來，因為那是一個綜合的呈現。 「我所聽到的一切都影響我，甚至我不喜歡的音樂對我的影響恐怕比喜歡的還大。」小河說，在現場，每次的彈唱都不盡相同，首先要忘掉你跟觀眾的關係，專注在音樂和自己的狀態裡，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百分之百在表演的人，「這其實很難，所以我覺得做即興音樂的人都很勇敢，首先要捨棄讓觀眾喜歡、讓觀眾說好的意圖，要放棄這個才可以。即興是沒有保障的，它超越好壞。」就像我與小河此刻坐在大安森林公園內，風的蕭颯、散步時身邊街頭藝人的樂器演奏、清道夫用鐵耙掃地的聲音，過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影響著此時此地的呈顯，令人覺得無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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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20 Feb 2014 01:40 AM PST 文／曾芷筠 陳文茜日前在《蘋果日報》專欄發表〈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引發許多熱議。文中描寫一名以文化創意為業的年輕人，繭居在台北市郊租來的房子內，每個月的薪水扣掉房租生活雜支已所剩無幾，無論如何努力打拼都注定買不起一間「像樣的房子」，回老家又擔心沒有工作 。其文將年輕人的困境歸咎於台北的高房價「暴政」，窮忙青春卻注定黑白、注定被資本流動的腳步拋棄，彷彿就是你我的故事。 網路上有人叫好、有人痛罵其偽善，無論歸咎於個人努力或社會結構問題都有其背後立場，這裡討論的是陳文茜。只要看看她前後不一的矛盾言論就行。關於都更，她一下說台灣老舊房屋比例高，若發生大地震恐全毀，應加速都市大規模更新的腳步，因為台北正在「和災難搶時間」，一下又大舉正義之旗，說居住是基本人權之一，房屋不只是經濟商品。然而她有沒有看見，現行都更正是把土地上的窮人趕走、用高房價讓他們再也無法回到原地，也讓年輕人買不起而必須搬到更偏遠的地方的始作俑者？同樣是都市更新，1,200萬台幣可以在美國長島市買到一棟四房公寓，在台北能買幾坪？她說紐約平均都更時間一年半、倫敦兩年、英國三年，這種資料根本毫無根據，她一下批評內政部長李鴻源，一下擔任郝龍斌的智囊團為其政策辯護，她究竟是藍的？還是綠的？陳文茜的分裂狀態大概需要一個精神分析師，總之身為一個自由主義的信徒，她卻善於根據不同的對象微調自己的立場論調，信口雌黃就足以賺取幾萬人按讚，把一堆中產階級胡謅得團團轉。 這個國家對不起年輕人嗎？有什麼比在政治解嚴、經濟起飛時期一路向上，占儘媒體政黨資源，再自我救贖感覺良好地滴下幾滴眼淚更對不起年輕人？妳怎麼不把自己的豪宅捐出來當魯蛇收容所？怎麼不把媒體資源下放讓弱勢年輕人發聲？然沒有經濟資本外移、沒有文化資本搬弄言論如我等，還願繼續信奉她那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一面在星巴克裡打工、一面給她簽書嗎？這才是對年輕人最虛偽的關懷，也是最嚴厲的羞辱。（儘管宛如此人的真實性令人強烈質疑，有哪個年輕人可以找到一份四萬塊的文創相關工作，每天工作到晚上十點還有時間週末去星巴克打工，還一邊打工一邊與陳文茜聊自己的人生？一杯咖啡變成鹹的得滴落多少眼淚？整篇文章愈看愈像便當文事件的翻版，就看看有沒有哪位星巴克的打工年輕人認識這位宛如了。） |
| Posted: 20 Feb 2014 01:36 AM PST
Made in Israel：屯墾區的汽水物語長久以來，以色列將在屯墾區（settlement）內生產的物品，清一色標上「以色列製造」的標籤；而該作法，不但讓全球的消費者無法分辨「以色列製品」是否來自佔領區，最近更因為一個以色列的汽水廠商引起的爭議，而使得佔領與屯墾的合法性再次受到質疑。 事件起於一名好萊塢猶太裔女星，同時擔任慈善NGO大使（該NGO對以色列屯墾政策持反對態度）與以色列汽水廠SodaStream的代言人。在汽水工廠被揭發位於屯墾區後，該女星不但沒有挺身譴責或解除代言工作，反而決定卸下慈善大使的身份。她在聲明中指出，屯墾區的汽水廠「其實為巴勒斯坦人搭建了通往和平的橋樑」，而且猶太與巴勒斯坦裔的工人朝夕共處、同工同酬，何況汽水廠的工資已是巴勒斯坦自治區內尋常工作的兩三倍。 但巴勒斯坦人權組織認為，巴勒斯坦工資低落其實是以色列政府長期以來，系統性地摧毀巴勒斯坦農工基礎、阻礙人口自由流動的結果，巴勒斯坦人也才必須至屯墾區求職維生，怎麼能本末倒置地將屯墾區美化成以色列的善意呢？對此，不少歐洲國家近日決定針對屯墾區議題，表態對以色列實行制裁，比如停止對與屯墾區有關的以色列企業融資、將以色列的投資項目從國家基金中除名，並持續呼籲以色列停止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非法佔領。（來源：ipsnews／編譯：李易安）
Pussy Riot成員：「希望他（俄國總統Putin）可以下台」！俄國龐克樂團Pussy Riot成員Nadezhda Tolokonnikova和Maria Alyokhina日前在美國布魯克林，參與由國際特赦組織舉辦的「Bring Human Rights Home」演唱會。兩人因為之前在莫斯科的教堂演唱、抗議俄國東正教會公開支持現任俄國總統Vladimir Putin，被俄國當局逮捕，入獄將近兩年。她們在演唱會前，特別接受了訪問，對於正在俄國境內舉行的索契冬季奧運發表看法。 兩人表示，俄國的大動作反同志，激起許多對於LGBT團體的憎恨，甚至是暴力舉動，但俄國當局卻對這些違法行為袖手旁觀，她們感到相當遺憾，Alyokhina更表示希望Putin能夠下台。兩人並提到目前致力於成立人權團體「Zone of Law」，將與其他國際人權團體一起關心在俄國監獄中的人權。 同時，美國知名演員Susan Sarandon也在演唱會前接受訪問，她提及如果要各國運動員抵制這次的索契冬奧，對他們要求過多，畢竟可能有很多人是窮盡一生努力進入奧運的。不過她也期許運動員們能夠努力為自己發聲，打破歧視。（來源：america.aljazeera／編譯：黃裕庭） 歐洲人權法院：反種族主義立法的風向球 土耳其政治人物Doğu Perinçek因宣稱亞美尼亞大屠殺是國際謊言，遭瑞士政府依據處罰「否認大屠殺言論」的刑法規定判處有罪確定。被告不服而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申訴，申訴結果為瑞士敗訴，因瑞士已侵害被告受公約保障之言論自由。歐洲人權法院認為被告未質疑鄂圖曼帝國曾為大規模殺害，但否認為種族滅絕，其言論符合土耳其的官方立場及大眾認知，土耳其的學校教材甚至教導該行動非蓄意造成，更非鄂圖曼帝國的領導者下令。土耳其外交部並稱此項判決為「法治的勝利」。 此判決在瑞士引起爭論，左派政黨SVP長期以來皆對前述的刑法規定持反對態度，此刻計畫提案廢除該條法律（歐洲人權法院判決不使國內法律失效）。SVP的秘書長指出，他們也反對種族主義，但現行的法律適用已趨於恣意，不當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成為威嚇不受歡迎的言論的武器。不過聯邦反種族主義委員會主席Brunschwig Graf則認為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很複雜，判決理由實際上並未指責瑞士刑法的處罰規定。對抗種族主義必須有個層面的方法，當然立法太過也會構成對言論的壓制，但此刻，立法乃不得不然的手段。瑞士其他政黨則歡迎處罰種族主義的立法，社會民主黨認如果法律必須改變，那接下來必須想辦法制訂更精確的法律，以處罰否認大屠殺的言論。（來源：ipsnews／編譯：AGO） |
| Posted: 20 Feb 2014 01:35 AM PST 節譯／葉興台 象牙是東南亞的古柯鹼，數百萬人需要它，世界卻認為，可藉由禁止供應來阻斷殺象取牙。這種想法大錯特錯。日前在倫敦舉行的華盛頓公約（CITES）會議中，46國自大的官員在蘭開夏宮面見英國皇室成員。威爾斯親王和劍橋公爵矢言要終結象牙貿易，確保這些大型物種的未來，尤其是犀牛和大象。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這些話講了也是白講。 白講還不打緊，反而產生不良後果。華盛頓公約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成效不彰，就像美國緝毒署喊反毒喊了半天，毒品永遠抓不完。我們無法藉由禁止供應來扼殺需求，這樣只會抬高價格。一支犀牛角的價格可能上看30萬美元，這種天價讓犀牛必死無疑。 沒有多少人對野生動物的關心，會深入到質疑一些國家的作法。因此，我們看到在華盛頓公約會議舉行前夕，簽署國公布數量龐大的象牙被摧毀的殘忍公關影片。歐巴馬總統下令美國摧毀6噸象牙，中國摧毀的數量相同，法國則毀掉3噸。這種驚人的浪費只是增加盜獵者的獲利，並羞辱非洲，因這些象牙的價值原本歸於非洲。這就像是中世紀的皇族焚燒食物，來嘲笑飢餓的賤民一樣。 當華盛頓公約在1980年代開始執行，生產象牙的南部非洲國家和西方保護野生動物的慈善組織就出現爭論。南非、納米比亞和坦尚尼亞等國家聲稱，若當地人能從中受益，無論是透過觀光、受管制的狩獵或販賣象牙，就能達到最妥善的保育。只要有人渴望象牙，就有人會偷獵。 美國作家邦納（Raymond Bonner）在他的著作《在人類的控制下》（At The Hand of Man），描述美國慈善組織的募款人員湧入非洲國家，聲稱需要大筆經費，拯救這種大型動物免於立即滅絕。大象被宣布為瀕危動物，實際上卻不是，世界開始充斥著大象被殺的畫面，國際社會於1989年開始禁止象牙和犀牛角的交易買賣。 非洲國家後來所做的每項預測都成真。象牙價格飆漲，10年內大象數量減半，並繼續萎縮3分之2。預估非洲象每年以2.2萬隻的數量被獵殺，亞洲象面臨絕種危機。由於一支犀牛角的價格約莫1公斤黃金，每年被獵殺的犀牛由十幾隻變成逾1千隻。 各國政府的失敗莫此為甚。但這些該負責者卻相聚於蘭開夏宮，呼籲擴大過去的作法。降低任何產品的消費，須減少需求。天堂鳥這種花被摘到快要滅絕，直到女帽不再以這種花作為裝飾。象牙需求在1980年代的日本和1990年代的中國消失，導致價格下滑，偷獵減少。但隨著中國經濟解放，市場需求很快就恢復，非法供應商如今控制中國9成的市場。 野生動物的生存，完全得依賴他們所處的環境。大象每天吃掉453公斤植物，在印度每年踩死200人，牠們或許是龐然大物，除非當地人想要拯救大象，大象會被獵殺到只剩下少數被安置在加強防禦的保護區的地步。 非洲的在地保育（community conservation）運動在1990年代生根，如辛巴威成立營火協會（Campfire Association），坦尚尼亞和納米比亞管制狩獵等，卻不獲西方保育人士支持。坦尚尼亞自然資源與觀光局局長宋格瓦（Alexander Songorwa）最近還得投書紐約時報懇求美國，不要禁止賞金狩獵（trophy hunting）。坦尚尼亞每年靠賞金狩獵可賺進7,500萬美元，這些資金將用來支持26個動物保護區。 在此同時，納米比亞每年拍賣5隻健康狀態不佳的高齡犀牛，而在最近這次拍賣，每隻犀牛售價35萬美元，這絕不是靠攝影觀光就能賺到的。儘管南非每年有逾1千隻犀牛被獵殺，納米比亞的犀牛數量卻持續增加。這個拍賣活動卻被美國醜化。作家康尼夫（Richard Conniff）就質疑，美國人連保護自己的草原犬鼠都很困難，又怎能告訴納米比亞人如何保護野生動物。 但靠狩獵無法像販售野生動物那樣，能帶來那麼多的保育經費。華盛頓公約簽約國大會就曾引述一個案例：獵殺野生鱷魚的情況已經減少，對鱷魚皮的需求已從圈養鱷魚中得到滿足。南非保育人士薩斯－羅菲斯（Michael Sas-Rolfes）最近提出圈養犀牛的建議，以支持對犀牛的保育。 |
| Posted: 20 Feb 2014 01:30 AM PST 文／映雁 質疑者認為「將白色恐怖定調為『反共』是無視白色恐怖案件中的歧異」，這對也不對。國民黨中央政府退來台灣前，白色恐怖便盛行於國統區。補殺、各種惡意羅織，使成千上萬有志青年至今屍骨難尋。死難者雖未必宣示入黨，但在國共內戰的歷史主要矛盾中，多因「恐共」為之。 但課本沒說，韓戰爆發，美國考量自身利益支持了蔣介石，促生肆無忌憚、組織化、系統性的掃蕩。舊、新帝國主義在一九五○年代合流，更藉舊金山和約恢復日本軍事能力以「協助反共」；這是恐龍版課綱的「以德報怨」，阻礙戰爭責任之清理，加強「共黨」妖魔化。 然而，「反共」可能才符合台灣社會的心理需求。放眼社會，各軍部、情治、警總人員許多還在世，包括其繼承職業的子女，仍密佈於政府，彼時「報馬仔」亦持續活躍，堅持「反共」才讓活人心安理得。況人們習以今日觀念曲解歷史，另些同樣還活在臺灣的中國共產黨員，恐怕不在課綱爭議雙方的「轉型正義」視野中。 今日中共有其問題，但兩岸未解除戰爭狀態的形式下，對「白色恐怖」能不能想更多？質疑者說指出「違法濫權、程序正義」方有助學生培養「人權」觀，但回到史觀，這是什麼階級屬性的政府？誰的法？在課綱的政治爭議中，如何歷史性地還原青年們之行動與嚮往的意義？否則「鋪陳白色恐怖中的歧異」恐對台灣左翼再次扼殺。 |
| Posted: 20 Feb 2014 01:28 AM PST 文／林子暉 引進農業外勞日前曾沸沸揚揚，農委會迫於輿論壓力，承諾會謹慎實施，但諸多輿論與農企業仍持續向馬政府施壓要求儘快開放。 雖支持者指出開放農業外勞既無大害亦為必須，理由可歸納為如下三點：一、台灣外勞比例甚低，實在無須多慮。二、休閒農業急需人力，若休閒農業發展蓬勃，將可同時帶動農村發展，長遠來說將降低失業率。三、承繼第二點，發展休閒農業必須脫離小農迷思，以擁有專業行銷、企管的農企業為首要，故引進農業外勞降低台灣農企業的成本。 以上三點都將休閒農業視為萬靈丹，根本卻為以私人企業產值看待農業，忽視真正的結構問題。 農業勞動力困境不是比例問題，而是滅農。首先，在長年以農養工下，本來就已有大量農村人口外流，農業外勞引進將造成農村青年勞動力回流更大的阻礙，農村的文化傳承等將永遠斷絕。再者，以農企業模式發展，長遠將服膺於資本主義規律：大者恆大，小農將被屠戮殆盡。 最後，將造成台灣永遠失去自主生產糧食的能力，農企業一窩蜂生產精緻農產品、高價有機，在油價高漲的年代台灣將面臨飢荒。當聯合國2013年報告就早已指出小型有機農業為世界食物供應趨勢，台灣政府何致飲鴆止渴，根本荒謬。 |
| Posted: 20 Feb 2014 01:26 AM PST
本週站主／(OR)伊森 藝人：Current 93
David Tibet的複雜身世，可以回溯至早年他與英國著名工業噪音樂隊Throbbing Gristle的合作，與Tony Wakeford、Patric Legas等人所組成的死亡民謠樂隊Death In June；然而他漂泊不安的靈魂歸處則是1983由他一手創立的Current 93。 《I Am the Last of All the Field : A Channel》是一張不易聽見的Current 93專輯，也是David Tibet歷來最流行（大型）編制的回歸；Nick Cave、Antony Hegarty（Antony & the Johnsons）、Jack Barnett（These New Puritans）的聲演，再加上紐約前衛樂手John Zorn的薩克斯風伴奏，往日那位離經叛道、反基督與黑暗血腥的異教徒形象已不復見，卻造就了這場「黑色」音樂的饗宴。
藝人：Cheatahs
英倫樂隊Cheatahs很微秒地將Dinosaur Jr.、Ride、Deerhunter甚至Teenage Fanclub等不同世代的音樂聯繫在一起。四個分別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以及德國的青年，最終選擇落腳倫敦，自己製作、灌錄唱片，然後被Wichita慧眼挖掘簽下，並與Metz、Wavves一起同台。 首張同名大碟《Cheatahs》可以聽見Cheatahs的貪心，把80、90年代Shoegaze、College Rock以及Noise Pop的音樂光景巧妙地濃縮進自己的Data裏頭，且消化地十分平均。Cheatahs不想承擔復興者的角色，只是委婉與妥置青春期的音樂啓蒙，非常直率。
藝人：Bombay Bicycle Club
事情總有一天會演變成這個樣子。這是我們聽完北倫敦民謠樂隊Bombay Bicycle Club新專輯《So Long, See You Tomorrow》當下的感覺；人們總會去追求更光明美好的事物，音樂人自然也當去追求更高的音樂製作水平，《So Long, See You Tomorrow》便是這樣的驅使下，找來AlunaGeorge、Queens of the Stone Age的製作兼混音師Mark Rankin坐鎮，進行一趟大修整與改造。 單曲〈Carry Me〉以及唱片的開場〈Overdone〉，情緒高漲的upbeat、連主唱Jack Steadman的聲線都讓人想起Jónsi的個人專輯《Go》；歌曲〈Home By Now〉甚至玩起R&B亦不稀奇。既然沒有人會視Bombay Bicycle Club為純正的民謠樂隊，那麼「變種」則成了每次回歸製作的當務之急。
藝人：Temples
被拿來和澳洲復古迷幻樂隊Tame Impala比較，是英國新晉樂隊Temples避免不了的命運。審視倫敦獨立廠牌Heavenly近年挖掘出的名字如Toy、Stealing Sheep，則不難想像Temples為何受到青睞；再加上Noel Gallagher、Johnny Marr的力捧，可以想像英國人多麼期待一支能承繼The Beatles之大統，與之Tama Impala匹敵的樂隊。 不過Temples的首張大碟《Sun Structures》則挨了美國評媒的一記悶棍，反倒家鄉NME卯足了勁力捧，形成了英美對抗（不同調）的局面頗為有趣。不過要拾別人玩過的東西激盪出新的火花，Temples顯然比較吃虧；但歌曲本身耐聽性極高，懷舊的調子總不至於壞事，如一曲〈The Golden Throne〉不也讓人緬懷起Kula Shaker大鳴大放的90年代Britpop盛世。 |
| Posted: 20 Feb 2014 01:20 AM PST
文／海德 藝人：Little Scout 試圖重現前人群像在困境中不得不為的天才，那是矯揉造作，但是這個世代早已用完天份和運氣，就偷偷放進一點點做作吧，只為了重現C86的榮光，讓來自澳洲的Little Scout把甜美花草、吉他噪音和暮然節奏的光影幻象編織成舊時的夢境。 由兩男兩女組成的Little Scout，改良了前作比較沒有辨識度的Dream-Pop / Indie-Pop走向，新專輯《Are You Life》採用以Bass和鼓為主的創作方式，於是全作都走在尚未觸及新浪潮的輕快龐克節奏中，刻意而為的Lo-Fi錄音不但替吉他製作「類」噪音的大片聲響聽感，也修正了女主唱過於甜美清新的聲線，配上簡潔不過度渲染的鍵盤，重返1986就在咫尺之間，更難能可貴的是Little Scout抱持了花草出身的旋律，並且像前人一樣身處捲入混亂的曖昧中，不刻意黯淡也不美到發亮，就連詞作也嘲諷著時代（包括他們自己本身）缺乏獨立個性的事實。 開場的專輯同名曲聰慧地仍未驅散夢幻之聲，但低傳真早就滲入心脾，一團宛若Reality Check的噪音接續著〈March Over To Me〉這首吵雜快速的花草龐克，就在聽者以為陷入失控的混亂前，低調美麗的〈We Used To Know〉用後龐克接手秩序，用噪音裝飾的遊行般鼓擊再度強調記憶遠比現實美好，柔情花草的〈Heard It All Before〉收斂這一切，但卻繼續強調現今世界只是老梗重複，最後由破曉之前昏暗的〈Don't Teach Me To Sing〉明志：「Don't teach me to sing, I have my own voice」，還有比這個更具有力量的句點嗎？ |
| Posted: 20 Feb 2014 01:17 AM PST
文／陳德政 藝人：Stephen Malkmus & The Jicks 包括今年這張新作《Wig Out At Jagbags》，前Pavement主唱Stephen Malkmus與他後來組成的樂團The Jicks已出版六張專輯，跨越了十三年的時間長度。至於Pavement呢？他們在90年代出過五張。 因此《Wig Out At Jagbags》極有分水嶺的意義，即是從這張開始，Stephen Malkmus與The Jicks的音樂產出量，已勝過他在Pavement的時期了。這是個有點驚人的事實不是嗎？1999年Pavement解散，他在2001年發行單飛後的首張同名專輯，當時也難預料會有如此穩定持久的個人生涯。雖然Pavement在2010年重組，他仍在巡迴結束後返回The Jicks的旗幟下，帶來動聽的《Mirror Traffic》。 也許對他來說，Pavement如今是個嗜好、追憶、消遣，不用再添加什麼上去，就讓它原封不動吧，所有的創作能量與重心，都擺到The Jicks上頭。《Wig Out At Jagbags》仍是一張典型的Stephen Malkmus式水準之作，有易碎的慢歌如〈Independence Street〉、痛快的吉他間奏如〈Chartjunk〉、特殊趣味的歌名如〈Cinnam on and Lesbians〉。 最討喜的一曲當屬〈Lariat〉： We lived on Tennyson and venison and The Grateful Dead 你是否也曾有過永遠聽不膩某一個樂團的夏天，然後堅信自己長大時聽的音樂，來自最棒的十年。 |
| Posted: 20 Feb 2014 01:15 AM PST
文／葛莉賽達．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 書名：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 [……]陳香君來到里茲時，已跟隨澳洲籍的亞洲藝術學者姜苦樂（John Clark）完成其碩士學位。她之所以來到里茲，乃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所有開設視覺藝術的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Studies in the Visual Arts）課程，無論當時或現在，這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在這廣闊大傘底下，來自國際的年輕學者聚集在此，他們挑戰的對象不僅是長久建立起來的西方藝術史，還包括自1970年代新興的歐美女性主義藝術史傳統。他們全都對發展出一套真正的國際性與後殖民式的女性主義思想倍感興趣。他們想要創造出探索女人之間的地理–政治差異的新途徑，並將女性主義觀點引介至改變勞工、技術、身體、歷史與記憶狀況等更為寬廣的辯論裡。1996年我編輯了一本論文集，書名為《視覺藝術的世代與地理學：女性主義的觀點》（Generations and Geographies in the Visual Arts: Feminist Perspectives），其中大多為自1992至1995年間的女性主義與視覺藝術碩士班學生所主筆。此書是一本針對任何形式的認同政治所作評論：包括來自國族主義、性別、性和語言等範疇。我們有必要將女性藝術家視為一個團體來研究，因為她們向來被排除在藝術史的類別之外。不過這也會產生危險，亦即個別藝術家都只被歸為一種類別的範例：也就是她的性別。那會削弱我們對具有創造力的個人的了解。然而我們也知道，性別和其他許多社會及心理因素依然重要，且具創造性。我們試圖展現，如何撰寫出考量到形塑每位藝術家創作的所有要素，並顯現出每位藝術家的獨特性，及其藝術創作差異性的國際性後殖民社會——女性主義藝術史。於是我們提出一種透過雙軸線的方式，來理解個別藝術家特色。一條軸線是「世代」，代表著在時間和歷史中的位置；但時間和歷史不僅是公開的、正式的，也還包括家族敘事，以及個人和公眾的歷史，那也是政治性的。另一條軸線則是空間：到了1990年代，藝術家們顯然到處旅行，為了深造而踏遍自己的國家和世界，有時會以國際藝術家的身分回到自己的祖國，或回去展覽，並同時參與世界各地的討論，或是經常選擇留在紐約或巴黎之類的國際藝術中心。[……] 當陳香君來到這裡，打算以針對台灣新政治情勢逐漸出現的藝術反應，亦即將有關二二八創傷性歷史事件的公開論辯視作為新未來書寫的一部分，作為其博士研究時，便也參與了這個國際學者團體。早在九一一事件以日期來象徵一個重大歷史創傷之前，二二八便在台灣歷史上標記下一個恐怖的時刻。陳香君開始追蹤與二二八相關的藝術展覽、紀念展和紀念館，以及公開的論述。她也注意到另外兩個提問。首先，藝術家的性別如何形塑出關於這個創傷的美學反應？對於這個過往創傷的藝術論述，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其次，性別本身又是如何形塑這個事件本身的經驗？那些身為被殺害或被視為罪犯人士的妻子、女兒、母親的婦女的苦難，是否被正視？背負著損失與恥辱的婦女們，又是如何活下來？而如今改將二二八受難者視為民族英雄，以作為台灣本身新論述的（當代）文化，是否了解性別對過去和現在這種新紀念辯論的意義？最後，她問道：能否用創傷之類的精神分析概念來研究歷史上的政治事件？ [……]在1990年代後期，紀念二二八的展覽和博物館很「熱門」，而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初，台灣的政治氛圍已有多次變化，1990年代中期那種急切的紀念活動之後，只剩下空蕩蕩的紀念館。這種改變對她的論文而言是更大的挑戰，它的歷史重要性也更深遠。 容我來解釋一下。在1990年代中期，用來研究台灣政治和文化論述的西方模式是「社會性的」。主要影響乃來自法國哲學家暨歷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研究政府、媒體、美術館館長和策展人等各個單位所說的話，便能看出一種陳述的模式——一種論述——以供追溯。這些都和製造攸關過往創傷及民主未來的「台灣」概念有關。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經歷了九一一衝擊的西方文化，西方的學院論述和某些亞洲區域已有所變化，開始納入創傷的心理分析概念。這不僅只是一時的智性風氣而已。 或許我們也可以用「壓抑的復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佛洛伊德）來解釋二十世紀末學界和藝術圈處理創傷的現象。也就是說假設每個人很晚才覺悟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二十世紀和現代性裡，有多少是不再被視為英勇的進展，而是大災難的重現。以傅柯「論述理論」為基礎的所謂關鍵時期，會被對歷史與文化情動範疇的興趣所取代。affect（情動）這個字衍生自拉丁文的affectus，但它和情緒（emotion）不同。快樂和氣憤是情緒；鬱悶和羞愧是情動。情動就像我們整個人所上的色彩，像是一種心情（mood），而不是某種特定的心智狀態。情動會改變我們，並且留下軌跡。但往往源由過於深沉，或是鋪天蓋地般強烈，讓我們無法知道它的肇因。因此除了透過對公開或私人論述的政治、社會和歷史分析，來研究藝術與文化之外，藝術史學家也開始研究情動的潛在涵義，這常在藝術作品中被捕捉和顯現出來，因為藉由影片、時序作品、裝置、靜止和動態影像，以及空間和時間等新的藝術語言，藝術的資源得以擴張，去捕捉那些鮮為人知的事物，而非再現。[……] 就方法論而言，藝術的社會史模式傾向於將社會與政治論述作為架構，並讓其中的藝術創作或藝術品就定位，以評估其社會或政治效用。轉向心理分析的藝術史，則是從創傷來理解歷史，導出非常不同的方向。創傷是不得而知的東西。它是一樁淹沒心智的事件，但也是無法處理已發生事物的一整個文化。可能一個人或一個社會都不記得，所以也無從忘卻。然而它的確入住在心靈或社會中，維持著一種讓心智無法領會、無法得知，也無法處理的陰影縈繞狀態。從見證一個恐怖事件，或身為被強暴、攻擊，甚至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的個人層面來思考這件事較為容易。這個人或許因為被這種恐怖或痛苦給壓垮，而無法了解發生了什麼事。但對社會與文化而言，也是如此嗎？ 社會不同於個人。它沒有一種集體的心靈。但如果我們考量到一樁前所未見且駭人聽聞的事件，我們或許會發覺社會上恐怕沒有任何適合再現這個事件的形式。它超乎現有的再現之限制。現有關於歷史上的恐怖暴力、戰爭和饑荒等敘事，或許不適合這個新事件：除了個別的受害者精神受創，有時也包括加害者，甚至還有文化的「創傷」，因為根本沒有足以代替文化來處理它的再現形式。所以我們可以談論文化創傷。[……] 我和陳香君之間最積極有力的討論中，有一些是關於個人和文化創傷的理論，以及這類精神分析術語與文化或藝術史分析的相關性。以精神分析或精神病理分析進行政治史研究是否存在著危險？一旦我們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研究它，是否會移除掉事件中的政治和歷史勢力？這是否表示讓公眾的悲傷私有化？許多人抗拒精神分析，因為他們相信那是中產階級的、私人的、個人化的，以及利己主義的。然而從1970年代早期開始，它已成為視覺藝術中某種女性主義研究的重要元素，因為它是研究情動和政治的論述或分析工具，並用一種更錯綜複雜的方式讓我們了解人的生活，將我們面對痛苦和受罪的脆弱人性，跟人種甚或政治的問題整合起來：作為一個共同體、一個社會、一個世界，我們該如何回應？我們會否定惱人的過去嗎？我們會將它關入博物館裡，並期待博物館來幫我們記得嗎？亦或我們準備好，要讓那些嘗試誠懇面對創傷所在的藝術實踐來引發我們的情動：那些未經處理的、持續的、纏人的過去，也是現在的一部分？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承受別人那些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創傷遺贈？ [……]這個世界上是否只有一種家父長制的觀點？難道只有一個陽具崇拜的看法嗎？近年來重要的理論發展之一，就是透過引介女性不僅只是男性的匱乏他者此一觀念所導出的其他心理學邏輯，讓女性主義者重新調整陽具中心的觀點。這個由布拉查．艾婷爵（Bracha Ettinger）提出的理論發展，指認出這種與美學相關的特定母體特質，以藝術作為創傷的轉渡站（art as the transport station of trauma），還有痛苦與創傷轉化的過程。因此布拉查．艾婷爵主張藝術是創造這種轉化的一種特定途徑。 遇到這種奇怪又困難的精神分析理論語言，因它本身也正在經歷一場重大的女性主義再教育，陳香君重新思考她的研究，從某些藝術家的藝術作品力量來談二二八在台灣社會的文化意義，特別是能讓社會面對和轉化創傷負擔的方面：也就是說出那無法說出的，有時甚至是不知道的創傷。[……]1990年代出現許多新類型的藝術作品，它們將不同的媒材運用在一件裝置作品上。或許只有等到現在，某種藝術史的語言或誠如我們現在所謂的「藝術書寫」出現後，才能理解這些利用1990年代開始出現的影片、裝置、時間、文字、聲音和空間等後觀念藝術的錯綜複雜新形式。陳香君的作品則為這種藝術書寫提供一個典範。 我會將陳香君放在以新方式來思考當代藝術的最前線，也就是大量關注在藝術作品上，視為一種結合其自身實體與哲學及心理效應的過程。這和僅聚焦在實體上的形式主義分析以及傾向解讀再現的社會史分析不同。陳香君的作品告訴我們，如何以新方法誠實面對藝術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概念，同時也暗示還有那些我們只能透過藝術作品才能接觸到的社會、歷史和政治經驗範疇。其中之一就是創傷：這是我們未必知道或了解的。透過罪惡感和羞愧，還有受苦跟勇氣，它的情動纏擾著個人與整個社會。 [……]她聚焦在二二八事件上，這是一個歷史創傷，它的紀念活動仍是個未完成的計畫。同時我也必須強調，以文化創傷的概念來進行台灣文化與社會中的紀念政治學研究，還扮演著另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我有幸和許多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研究各個脈絡中的創傷議題。這些學生的祖國的獨特歷史和每個國家的思想模式與美學，都令我眼界大開。他們對性別都有跨國界的興趣，但這和他們獨特的祖國歷史及不同文化中的性別制度有深刻關聯。藉由處理這些歷史、文化與時間的挑戰性問題，他們的工作確保了藝術史的地理–政治想像被根本地拓展開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我們所謂現代化的衝擊，是一種全球關係的創傷再書寫。當現代性被當作進步的概念成為主宰時，卻會導致許多創傷，在各自國內造成局部影響，有時則是對各國境內的少數族群帶來衝擊。若要對現代性主張進行關鍵性解構，我們必須重新評估現代時期。陳香君的研究對台灣來說很重要，同時對了解台灣的過去：亦即二二八、1990年代和現在，也很重要。而在進行這類有關台灣過去與現在的工作時，陳香君也將台灣放進我們正在描繪的世界地圖裡。這地圖將由不同的歷史，還有對於現代世界的最新了解，以及二十世紀全球所發生的事務所構組而成。 值此聰慧又具魅力的陳香君缺席時刻，我無法完全表達出撰寫這篇介紹文時的哀慟。然而我很欣慰她的聲音並未消逝。世世代代將會展讀她的作品，欣賞她的才智和洞察力，並從她的膽識、她對於藝術的熱情、對研究的奉獻，以及她那美麗的心智中獲得勇氣。（一文節錄自該書序） |
| Posted: 20 Feb 2014 01:13 AM PST
文／柴 在情人節上映如此令人心碎的電影，在看過多次後，《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對我而言敘述的其實是一個同志權利運動主流化後，必須再回到情感中的張力去探討愛情的可能和限制的電影。劇情前半段，導演交代了Adèle對自己和周圍親人朋友們出櫃的困難，但Adèle自己對於和一個男人上床或和一個女人接吻，並沒有太多的猶豫或不安。她的安靜和幾乎困惑的表情充滿著一種實驗的野心。Adèle與任何人的對白都相對簡潔，我們從頭到尾無法確切地掌握這個角色，唯有的訊息是電影滿溢並近乎偏執的Adèle身體特寫鏡頭，她的嘴唇，她的乳房，她的臀線，她夾著菸的手，緊密地讓人窒息。而Emma的藍是Adèle投射慾望的客體：她直覺性地在不熟悉的女同志酒吧中，搜尋著Emma這個她一無所知陌生人的身影，Emma的藍髮，讓Adèle不顧一切。她們第一場性之中，即使性愛激烈，那色調的冷，似乎在隱喻著身體所能帶來愉悅的極限和短暫。而Emma的年長，情感與知識的經驗，更加突顯著Adèle的原始，她缺乏的時尚，華麗詞藻，她相較於Emma是可以被輕易摧毀，但她卻是如此接近慾望本身，用她所知的一切愛著Emma。 相愛後這對情侶面對的問題，從雙方家庭背景的不同被顯現出來。Emma是多麼現代的、城市的、中高階級知識份子，繼父滔滔不絕自己對於美食的喜愛，他們桌上的當地新鮮牡蠣，對於Adèle來說都是一個新的世界。在和Emma的關係之中，Adèle成了背景，幾乎直白性地，她成了畫布上的一個影像，一個平常的上班族幼稚園老師，派對中的煮飯婆，她給的不是精緻的情感，但就如同她拿來宴客的義大利麵，毫無掩飾，雜亂卻龐大。那是她打從心裡，視為珍貴的東西。在她們的關係之中，最初的藍色海洋般乾淨而無限的慾望，漸漸被自我的焦慮給掩蓋。Emma將她在藝術上渴望成名的壓力投射在Adèle身上，想要她成為更有野心的人，即使Adèle說她是滿足並快樂的。而Adèle將她的不安和焦慮，轉移到和同事不需負責的身體慰藉，直到Emma發現她出軌，引爆分手。在電影當下我發現自己無法諒解Emma的狠，她對Adèle的忽略和長期累積微小卻冷淡的否定，後來反覆地想，也許我們都在她們兩人身上看見自己不同的部份，渴望被所愛的人視為唯一，卻又必須追逐比自己和比愛情更盛大的那個東西，即使抽象而且多數遙不可及。 若那超乎感情和慾望的課題對Emma來說是藝術，對Adèle來說也許是自由。一直到她們分手後我們才看見她在沙灘躍入海中游泳的那份自在，陽光打在她身上，在那瞬間沒有誰的期待和懷疑，只有她和海洋，曾經深深吸引她的藍，合而為一。像是令人太過心痛的Emma與Adèle在咖啡廳的重逢鏡頭，Emma坦承她已不再愛Adèle，卻對她說：「I will always have the tenderness with you.」我想《藍色》想要我們記得的，是在相愛當下的直接和原始，那我們幾乎都以為可以是沒有極限的愛情，即使無法追回，卻將一直留在我們的身體之中，無可侵犯。 |
| 上海爸爸與江蘇媽媽的孩子看披著古裝的時裝片《大稻埕》的台灣本省人的歷史 Posted: 20 Feb 2014 01:11 AM PST
文／李幼鸚鵡鵪鶉 男女共用的「性別友善廁所」設立初衷或許是體貼跨性別的族群，其實受惠最多的是異性戀女性。公共女廁跟男廁不在同一空間的危機是，女性的兄弟、男友、丈夫不能同往女廁，倘若女廁潛藏性侵犯的惡男，落單的女性能不倒楣？性別友善廁所縱然有時一女多男，多男，彼此陌生的眾男反倒互相顧忌、彼此牽制，誰也不敢出手。呂良偉扮演杜月笙的《上海皇帝》電影中，女人捉姦捉到男性公共澡堂，面對一群裸男，非但沒被強姦輪暴，反倒是那些男孩忙著摀住陰莖、甚至匆匆走避。倘若台灣的敎育部也能政治立場包容各家各派的中學教科書，那該多好。馬英九競選總統時揚言要促進族群和諧，在他執政末期卻把中學教科書往仇視日本傾斜，惹惱中南部縣市拒絕使用這種偏頗的教材。中央政府抱怨地方政府不聽使喚，其實是馬英九帶壞的風氣。早先，民進黨執政時，採用通用拼音，當時擔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故意不過，我行我素讓台北市一律漢語拼音。我不想捲進選邊站的風波，建議乾脆漢語拼音與通用拼音並行，讓歲月來自然淘汰其中一種，而不是政治力的強行介入。同樣，二次大戰的日本軍國主義並非不能被批判，就像同樣被蔣氏王朝醜化、抹黑的滿清與中國共產黨，當然也可以被責難，只是，倘若教育部強行推銷的中學教科書獨厚蔣介石與蔣經國早年在中國、往後在台灣的屠殺與暗殺，或是隻字不提，或是代為塗脂抹粉，又怎能令人心服口服呢？所以，要貶要罵，就從滿清、二戰的日本、共產黨到兩蔣都要網羅、都要涵蓋，藍綠兩造都必須有這種認知，以及胸襟器度，而不是像馬英九那樣一面仇日、一面年年祭拜兩蔣。馬英九至今依然祭拜血腥的獨裁暴君，是不是活像日本歷任首相去晉謁靖國神社呢？馬英九根本就是台灣版的安倍晉三首相嘛！ 21世紀台南成功大學居然還會發生校長假民主、真獨裁的醜聞。王文霞不知檢點，充當御用文人去對鄭南榕鞭屍。我倒是要提醒一些人在聲討王某時慎防流彈傷及其他族群。王文霞把鄭南榕抹黑誣衊類比穆斯林恐怖分子，恰似錯把自殺的屈原比喻成（藉著月餅）殺人的朱元璋。你我千萬不可隨王某起舞去指摘伊朗、伊拉克或阿拉伯世界的炸彈客。且看美國永遠偏袒以色列去欺壓阿拉伯族群，倘若你是阿拉伯人，你能不痛、你能不恨嗎？王文霞賤就賤在不用大腦，去當美國霸權的幫兇，這種對歷史、對當代社會完全無知的人居然還敢擔任歷史教授，才真可恥。以往璩美鳳、張雅琴利用媒體「揭發」哪些女藝人是同性戀。同樣是賤在受害的一方如果洗刷、澄清，豈不是流彈打到同志族群？是不是讓人誤以為同性戀是可恥的呢？ 洪蘭的〈為什麼以前能教出黑蝙蝠、蔡崇輝？〉一文可惡的是變相懷念蔣氏王朝威權時代。她健忘的是縱然不理會白色恐怖，那也是一個歧視女性、歧視同性戀、歧視肢障（譬如跛腳）、歧視原住民、欺虐腦性痳痺族群（當成怪物取笑潮弄）的時代。2013年火車司機蔡崇輝捨身救人事件不久，被官方褻瀆為他應變能力不足而拒絕國家賠償時，請問洪蘭，妳在哪裡？怎能不跳出來說句公道話？反而是法院主張國賠，塵埃底定後，方才撰文去消費蔡崇輝！ 當今年輕俊帥大學男孩佑熙（宥勝飾演）似乎有貌（容顏）無腦（智慧），隨著豬教授（豬哥亮飾演）穿越時、空，進到1920年代台灣大稻埕這座大域的繁華盛世，時當日治期間。台灣反殖民運動的一位領導人蔣渭水（李李仁飾演）千方百計要讓前來視察的日本皇太子看到真正的台灣，而非被日本殖民地官員粉飾過的假象。1945年左右我的上海爸爸與江蘇媽媽旅居四川時，重慶住民說起有一回蔣介石出巡前一天，蔣經國搶先布局，清除這樣，增添那樣，只讓老蔣看到歌舞昇平表相。1950年代後期，國共戰火正熾，蔣介石前往金門，金門防衛部司令官劉玉章將軍向總統陳情軍官士兵生活清苦、薪水太低。隔天，蔣經國從台灣打電話到金門向劉玉章開罵，要他少管閒事少說廢話。 1920年代大稻埕的裁縫店女老闆阿純（隋棠飾演）說的普通話遠比現今你我講的「國語」更貼近北京話，讓我相當困惑，直到電影後段方才抖出她的旗人，家人、長輩於改朝換代時被殺。被誰殺呀？妙處盡在不言中。我外婆是南京人，目睹中華民國誕生：當時革命黨進到南京，要人數數字，「一二三四五六」的「6」用江蘇話說成「ㄌㄛ」，是漢人，不殺；唸成「ㄌㄧㄡヽ」的，是滿人，一刀砍下，人頭落地。把反清復明與國民黨建國當成聖戰救國救民，你別傻了！ 上海話劇團來大稻埕演出取材法國小仲馬文學《茶花女》的舞台劇，人人北京話極溜，恍若當今中國大陸人，而無上海口音，是本片最不寫實的一頁。微妙處也就在此，葉天倫就像德瑞克‧賈曼的《浮世繪》（Caravaggio），根本是在搬演一部披著古裝的「時裝片」，明的是日本統治，暗的根本骨子裡就是蔣氏王朝鎮壓下的台灣！ 片中有場戲，聲音延續到月夜城市大遠景鏡頭，媲美楊德昌電影《麻將》。本片三不五時彷彿提醒你我正在看電影，這跟高達電影的疏離互通聲氣。「那時候，我救不了她；但是現在我救得了妳。」這句話佑熙無論跟1920年代的阿純說或是跟藝旦阿蕊（簡嫚書飾演）說都成。不僅直追雷奈電影《去年在馬倫巴》「戲假情真」依然深情動人，而且暗喻既想搶救歷史又要呵護現代的豪情。失去兒子的阿純與失去媽媽的佑熙的相需相憐，恰似回不去中國的外省人跟被蹂躪的本省人超越省籍的隔閡彼此相容。馬英九與教育部長蔣偉寧撕裂族群、挑起對立，葉天倫卻有容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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